4月2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赴广西考察，首站来到位于桂林市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。这里正是当年湘江战役中脚山铺阻击战的战场遗址所在地。总书记曾经多次谈起这场惨烈的战役。80多年过去，硝烟已散，思考远未停止。

“英雄血染湘江渡，江底尽埋英烈骨；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。”

透过这句流传在桂北的民谣，仍能清晰回望80多年前那一场血雨腥风的惨烈战役，那一段长征史上的壮烈悲歌。

耿飚之女耿莹曾经说：“父亲是湖南人，很喜欢吃鱼，但是绝不吃湘江的鱼。因为湘江战役太惨烈了，多少战友的血都流在湘江。”

1934年11月下旬，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，抵达广西境内全州、兴安一线的湘江边，计划渡江进入湘西。

此时，蒋介石已调集40万大军，布下了号称“铁三角”的第四道封锁线，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。

11月27日，红一军团主力率先渡过湘江，分兵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脚山铺一线的渡河点，并架设起浮桥。

但是，由于博古、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，中央纵队行军速度极为缓慢，直到12月1日才赶到湘江边的渡口，贻误了抢渡湘江的有利战机。

12月1日凌晨，中央红军在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被压到了绝境，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。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、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紧急电报，下达“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”“高举着胜利的旗帜，向着火线上去”的军令。

数万红军将士奋不顾身，向着炮火而去，为了信仰而战，硬是撕开了敌人的防线，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，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“断肠明志”的壮烈故事。湘江之战，年仅29岁的陈树湘奉命率部担负全军后卫，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，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过江任务后，渡江道路已被全部切断。突围时，陈树湘腹部中弹，在昏迷中被俘。醒来后，陈树湘乘敌不备，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掏出肠子，用力绞断，实现了他“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誓言。红三十四师也最终全军覆没。

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役。经此一役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。

碧绿江水，被鲜血浸染。

湘江两岸，一草一木一忠魂，一山一石一丰碑。

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役，始终牵挂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，明确要求做好烈士遗骸收殓保护工作、规划建设好纪念设施。

1934年10月，在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，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“围剿”，被迫撤离中央苏区，开始长征。

此时，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掌握红军军事大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，已经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，而且把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当作所谓“游击主义”“逃跑主义”加以反对和攻击。

湘江战役之前，毛泽东曾建议红军趁国民党各路军队立足未稳之际，组织力量进行反击，改变被动局面。但是，李德、博古没有采纳，而是无视敌情变化，一味盲目西进，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。

在行军突围中，博古、李德采取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和“甬道”式的行军队形。刘伯承将此比喻为“抬轿子行军”，彭德怀则直接称之为“抬棺材走路”。

大量辎重物资严重拖累了行军的速度，不到80公里的路程，竟整整走了4天，致使红军掩护部队成建制地被敌击散，甚至阵亡。

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充分暴露了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“逃跑主义”给红军带来的严重后果。对于最终突破封锁的红军来说，摆在面前的最大命题，是将来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？

这一战，我们获得了什么？

“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，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。”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，长征开始后的接连失利尤其是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，让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认识到，必须改变错误的战略战术，重新回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上来。刘伯承后来回忆，“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”，“湘江战役，达到了顶点”。

湘江战役，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。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，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。

我们党再一次化险为夷，赢得历史主动，创造出四渡赤水河、攻克娄山关、飞夺泸定桥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激战腊子口、大胜直罗镇等英雄壮举。

历史告诉我们，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，拥有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，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，才能赢得革命道路上一个又一个胜利。

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：“党的历史是最生动、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。”

每一段过往，成与败，荣与辱，都是百年大党一路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，也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精神动力。